引言
在农耕文化为背景下的古代中国，两性的地位一直是不对等的。《礼记》中早有“妇人，从人者也。幼从父兄，嫁从夫，夫死从子。”的说法。而程朱理学盛行后，女子更是完全沦为男子的附庸。这种情况下，女子若能遇到一个人品端正，顾念旧情的配偶，还能侥幸相伴余生。如果遇人不淑，则很可能半生凄凉。
▲长安十二时辰中的王韫秀
从古至今，婚姻对于女性的意义都是非常特殊的，特别是在古代，婚姻往往就决定了女性的命运。接下来我以女性在婚姻中的状态为分界，直观地分析唐代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。
一、待字闺中：未婚女性的家庭地位
古代未出嫁的女子统称为“在室女”，包括未出嫁的女儿也包括在室的姑、姑、姊妹等。唐代在室女的义务与别代没有明显差别，就是在家遵从祖辈、父辈的教诲，顺从父母兄长，并对长辈履行“孝”的义务。
从法律地位上来看，在室女的地位虽然稍逊于家中同辈且同龄的男子，但大体上依照“长幼有序”的原则执行。也就是说，姊高于弟妹，姑高于子侄。这一点，从量刑标准上可见一斑。如《唐律疏议•斗讼》“殴兄姊”条载:
诸殴兄姊者，徒二年半；伤者，徒三年；折伤者，流三千里;……即过失伤杀者，各减本杀伤罪二等。
而在继承问题上，性别区分就表现得很明显。因为在古代宗法制中，只有男子才是家族的传承者，才有资格成为法定继承人，女子没有继承权。如果没有儿子，将依照传统里父系血缘的亲疏关系，依次排位，有时甚至直接由同族或乡邻共同划分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吃绝户”现象。
▲财产继承
但是到了中唐时期，随着司法实践方面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。在室女的继承权也得到了确认。如《唐律》中有“同居均分原则”：“即同居者应均分，不均平者，计所侵，作赃减三等论。”《开元•丧葬令》还规定，绝户（只有女儿）父母去世后，除必要的丧葬费用外，其余的财产都由女儿继承。另外，父母生前立下遗嘱的，可以排除法律的相关规定。就像《太平广记》里尚书家的独女，丧父母后可以继承父母的所有财产，自立门户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观念影响下，女子受教育一直是不被提倡的。但是在唐代，这种情况得到改善，出现了很多有名的才女。如德宗时，女学士、 尚宫宋氏五姐妹，幼“皆聪慧”，其父宋庭芬“教以经艺”，并“课为诗赋”。使得五个女儿不到十五岁就提笔能文，出口成章。可见在一些书香门第中，女子是有等同与男子的受教育权的。
▲古代义绝
而“协离”则是古人的“协议离婚”，丈夫会写一份“放妻书”。与七出的“休书”不同，“放妻书”里不会指责妻子的错误，仅仅表明双方不和，自愿解除婚姻，重新聘嫁。并且丈夫在结尾会表达自己对妻子的美好祝愿。
相比于对女子特别苛刻的“七出”和极端的“义决”，协离其实是唐代最为常见的一种离婚方式。《唐律疏议·户婚律》载“若夫妇不相安谐而离者, 不坐。”而且在“和离”中，女方主动求离的情况并不少见。据《云溪友议》记载：唐颜真卿为临川内史时，地方上有位叫杨志坚的书生“嗜学而居贫”，其妻王氏即以“资给不充，索书求离”。和离的女性不仅能够自由改嫁，还可以带走自己的全部嫁妆。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唐代女性的婚姻自主权确实非常高。
▲敦煌《放妻书》
唐代女性婚姻给我们带来的启示
现代社会，随着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，尊重女性，男女平等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共识。但在当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女权主义映衬下。唐朝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女性的态度，其实更加可贵，也更值得我们去思考。
首先，孟德斯鸠说过：“人们都向往自由，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”在加强保护和尊重女性的同时，我们也不应该排除约束。不同的是，这种约束不应该是单向的，而是双方各有约束。就像“七出”和“三不去”相互约束一样。
第二，尊重差异。我想这句话在很多方面都受用。我们反对性别歧视，但却不能否认，女性和男性之间是有差异的。因为这种差异，男性和女性的分工和侧重也有所不同。虽然这种不同不是绝对的，不是不可突破的，但它确实存在。遗憾的是，即使在今天的社会，无数人为“女权”摇旗呐喊，而这种差异还是没有等到应用的尊重和正视。平等不是趋同，不是针锋相对，而是尊重差异。
▲开元盛世场景
古代社会，战争、繁重地农耕和劳役都需要男性劳动力，身体素质决定了男性在社会的主导地位。而为了促进人口的繁衍和保障血统的延续，封建时代的主导者们又必须把女性置于相对弱势的从属地位。我们不可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古人。然而，如果没有宋明理学的弊端，唐代女性地位的提升无疑释放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，让我们看到开放、包容的曙光。
参考文献
《唐律疏议》
《太平广记》
《云溪友议》
《唐六典》
《新唐书》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