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文已经谈及，“阴阳”、“五行”原本是中国先民的朴素哲学，后经战国时的邹衍及其后学，使之成为涵盖时空所有范围的学说。在此基础生，邹衍及后学又提出了一套“五德”说的政治理论。欲知前因者，烦请参阅前文。此文为续，细讲邹衍理论的形成和对后世的重大影响。
邹衍是阴阳家还是儒家。
班固的《汉书》里，举列了先秦诸子中的“九流十家”——“九流”，指儒家、道家、墨家、法家、名家、杂家、农家、纵横家、阴阳家。还有一家，是“小说家”。班固认为这帮人只会瞎侃，没真学问，所以“不入流”。这个词儿大概就是这么来的。
九流十家，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的佼佼者。
班固，把邹衍归为阴阳家一流。这个看法，不是他的首创。汉初“五大夫”之一的司马谈，曾作《六家要旨》，将阴阳家与儒、道、墨、名、法五家并列。可见，战国中期至秦汉初，阴阳家势力已十分强大。
这从《汉书﹒艺文志》中收录的阴阳家的著作篇目亦可看出——
《诸子略》收阴阳家二十一家，三百六十九篇，篇名略；
《兵书略》收阴阳家十六家，二百四十九篇，篇名略；
《术数略》收阴阳家三十一家，六百五十二篇，篇名略。
这里面的六十八家有交叉；但一千二百七十篇著作是实打实的。其中，邹衍占一百零五篇，约十分之一，是最大头儿，也是最重要作者。
这些著作所论及的范围，从时间纵坐标说，自开天辟地到黄帝，再到《汉书》成书之前，全囊括了。从空间的横坐标来说，天文、地理、历法、朝代、国运、祭祀、刑德、工农、渔林、兵战、医术、音乐、出行、服饰，等等等等，全涵盖了。
于某种意义上说，阴阳家的影响，已大大超过了儒、道、墨、名、法等家。
还是回到邹衍。他这个阴阳家的鼻祖或者叫“创始人”，与儒家是什么关系呢？
史籍中，关于邹衍的记载其实十分混乱，好像他和梁惠王、燕昭王有过君臣关系，还与赵平原君有过宾主关系。
胡适考证过此事，他说，以上说法不很靠谱——
平原君死于西历前二五一年，梁惠王死于前三一九年（按：据《史记》记载为前335年），梁惠王死时，平原君还没有生呢。平原君传说邹衍过赵，在信陵君破秦存赵之后，那时梁惠王已死六十二年了。《史记集解》引《刘向别录》也有邹衍过赵见平原君及公孙龙一段，那一段似乎不是假造的。据此看来，邹衍大概与公孙龙同时。
邹衍与梁惠王同时不靠谱，但与燕昭王和平原君同期还是可能的。
燕昭王前311年继位。邹衍活动及著书立说的年代，不会晚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前半段。
此时的战国，顾颉刚称之为“帝制时期”——秦、宋等原来的诸侯，加上刚刚晋升为诸侯的齐、韩、魏、赵等，先后称王，根本不把周天子看在眼里。这些诸侯里面，势力更强大的，已经在觊觎天子之位。
秦昭王十九年（前288年），秦昭王自称为西帝；燕昭王二十六年（前286年），苏代劝燕昭王说秦，以秦为西帝，赵为中帝，燕为北帝，三帝以令诸侯。齐国则自认强大，以称东帝。因为争“帝”，几个强国间战争不断。
老学者徐文珊曾专门写过《儒家和五行的关系》一文。他认为，二者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五个阶段——即：五行与儒家思想共同孕育时期，孔子之前；五行与儒家分途发展时期，孔子——战国；五行与儒家糅杂时期，战国末期——西汉中期；儒家五行化，而五行更另在思想史上继续占有重要位置时期，西汉以后。此文很有见地。
邹衍前后居于“东帝”齐和“北帝”燕之地，思想原本是儒家“仁义礼乐”的鲁文化，掺杂进了荒诞不经的齐文化，再受到当时混乱时局的冲击，“三力合一”，于是形成了“五德”说——这个学说的根本，没别的，就是讲真命天子是如何出现的，成为真命天子的根据是什么。
“五德”说的实质，其实就是“命定论”——这与儒家学说一致，承传继统，遵从天命。不过，邹衍把这些思想更为明确地以“五德”主运的语言表达出来了。而且，他以纵轴和横轴的方式，无所不包地编织了一个天罗地网，所有事情，都跳不出这张网，也就由不得人们不信了。
范文澜结合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，对此有很好的分析——
用阴阳的符号来占卜，是起于殷周之际，是占卜法的新旧***。春秋时代卜卦，不全用周易，大概旧法和新法随意用的缘故。周易卦辞爻辞本极简单，经过《十翼》的大发挥，阴阳学说才进展到最高点。凡是一种学说，发展到极盛地步，不久就要衰退或蜕变，自然，某部分还是保存着的。“阴阳”，它的风头十足的时期在孔子以后，邹衍以前吧？
邹衍的确是一位伟大的附会家……他觉得单拿阴阳做工具，不足以耸动听闻，于是打开古董箱，恰恰天字第二号的宝贝是五行。——天字第一号的阴阳，已经给殷周之际以及做《十翼》的老师们利用了。——他拿出來大加雕饰，尽量使它神化，再把老牌的阴阳混和在一起，成立他的阴阳五行說。大抵创造一个新说，必得要于古有之，才能使人相信：更要说得天花乱坠，玄而又玄，才能把这新说扩大而有势力。战国诸子没有不如此的。
所以，邹衍的理论来源是儒家；他既是儒家又是阴阳家。司马谈和班固把其归入“阴阳家”之“流”，并不错。
还是前文说到的那句话，邹衍之初衷，或许真是出于劝诫王公贵族不要骄奢淫逸、野心太大，不在“五行”中，就不要强求帝王之命。但是他嘴巴太大，荒诞不经，反而让听者更为诚惶诚恐，而且更有了非分之想。
后来的秦汉，都曾由此而“走火入魔”。
秦始皇依“五德”说而改制
邹衍在“阴阳”、“五行”基础上创“五德”说，毕竟仓促；而且，战国中后期，关于更早的历史，大概并不像后来反而变得那么“详细”，所以，他以“五德”描述的时代，颇为简单——夏以前，只有黄帝“一德”，如果当时已有五帝之说，亦被他纳入了黄帝之“一德”；夏商周，分别是“一德”，加起来是四德，还差“一德”。或许，邹衍是故以空缺了“一德”，以其作为“钓饵”，引诱当时的王公贵族上钩也未可知——你们别瞎争了，符合天意的才能占上剩下的“一德”。作用或许真的相反——诸侯们由此争得更加激烈。
脱颖而出的，是“西帝”秦国。邹衍在世时，秦国已经崛起。公元前247年，嬴政继位。这个时候，邹衍大约刚离世甚至还健在。
秦国有过一本重要的书，《吕氏春秋》，是嬴政的“仲父”吕不韦组织门客写的。此书被认为讲的是黄老之学，其实很杂驳，最大特点是充满了阴阳家的学说。
《吕氏春秋》，成书于嬴政八年，即公元前239年，秦始皇刚过弱冠，霸业未成。此书中说——
代火者必将水，天且先见水气胜。水气胜，故其色尚黑，其事则水。
按照邹衍“五德”终结之说，周为“火德”。《吕氏春秋》说“代火者必将水”，因为此时的周王朝，已然彻底衰微了。可吕不韦为何不说代周之“水”就是秦呢？毕竟秦翦灭六国已经大势所趋。
一年多后，吕不韦被嬴政免职流放然后自尽。不知道除了他与赵后的苟且之事以外，此书中丝毫不谈秦必代周的“水德”，以及“符应”之事，以招致嬴政更加不满，是不是一个重要因素。
反正，秦始皇是非常相信邹衍的“五德”之说的。嬴政二十六年（公元前221年），秦并天下，定帝号为皇帝，天子自称为朕，命为制，令称诏，除谥法。
《史记.封禅书》说——
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道，及秦帝而齐人奏之，故始皇采用之。
接着说——
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，或曰：“黄帝得土德，黄龙地螾见。夏得木德，青龙止于郊，草木畅茂。殷得金德，银自山溢。周得火德，有赤鸟之符。今秦变周，水德之时。昔秦文公出猎，获黑龙，此其水德之瑞。”
此所谓“齐人”，一定是找不出秦始皇本人能够成为天子的“符应”，于是扯出秦文公猎龙来做说辞。从《史记.秦本纪》看，秦文公猎黑龙当为胡扯。但秦始皇肯定乐于当真。
《史记.秦始皇本纪》说——
始皇推始终五德之传，以为周得火德，秦代周，德从所不胜，方今水德之始。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。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。数以六为纪。符法冠皆六寸；而舆六尺。六尺为步。乘六马。更名河曰德水，以为水德之始。刚毅戾深，事皆决于法，刻削毋仁恩和义，然后合于五德之数。于是急法，久者不赦。
《封禅书》也记载——
于是秦更名河为德水，以冬十月为年首，色上黑，度以六为名，音上大吕，事统上法。
“更名河为德水”，就是把黄河改叫“德水”；以农历十月，作为新一年的开始；计数单位皆为六；衣服旗帜都须黑色。诸如此类，皆按“五德”之说行之。
前文曾说到，《甘誓》，里面有“三正”之说。所谓“三正”，是指历法——即夏历以建寅之月（农历正月）为年首；殷历以建丑之月（农历十二月）为年首；周历以建子之月（农历十一月）为年首。秦代周，所以要改为十月为年首。
这是中国历史上，“五德”之说，第一次被用于政治实践，而且施行的相当彻底。书同文、车同轨、统一度量衡，不论其客观效果和影响多么远大，从秦始皇的主观动机来说，“水德”代替“火德”，因而必须彻底改弦更张，怎么说也是重要原因之一。
《中庸》说——
非天子，不议礼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今天下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。虽有其位，苟无其德，不敢作礼乐焉；虽有其德。苟无其位，亦不敢作礼乐焉。……上焉者虽善无徵，无徵不信，不信民弗从；下焉者虽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不信民弗从。故君子之道：本诸身，徵诸庶民，考诸三王而不缪，建诸天地而不悖，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。
如果真如传说的，《中庸》为子思所作。荀子怪罪他和孟子是“五德”说的首创者，就真不冤枉子思。秦始皇的改制和车同轨、书同文，这段话里都讲的明明白白。